琉璃制作成盛装舍利的容器
琉璃在唐代佛教中的另一大功用就是制作成盛装舍利的容器——琉璃瓶或琉璃器等。佛经中有大量关于琉璃瓶的记载。
如《弘赞法华传》卷十载：
（唐代僧人释玄际）乃见琉璃瓶，盛一舍利，以手取之。
《游方记抄》载：
澡瓶绿琉璃，高三尺围三尺五寸。左十里有小乘寺，内供佛齿五寸。
《宋高僧传》也记述了唐代高僧鸿休圆寂后，弟子将其尸体火化得到舍利七颗，分藏于琉璃器中的情景。
（唐福州黄檗山建福寺鸿休传）门弟子景先阇维其尸，收舍利七颗，囊而宝之。……洎获置之于塔，分之七粒缄于琉璃器中。
由此从上述所列史料中，亦可窥见唐代琉璃舍利容器状况之一二。
敦煌文书中也常见到琉璃瓶的记载。如“瑠璃屏子一双”，“瑠璃瓶子一”，“琉璃瓶子一”。白居易在《游悟真寺诗》中也有舍利容器琉璃瓶的记录。
双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
日本高僧圆仁法师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讲述了一位僧人曾得到三瓶佛舍利：青琉璃瓶装舍利、白琉璃瓶装舍利和金瓶装舍利。
寺中有一僧，长念法华经已多年。近日感得舍利，见倾城人尽来供养。……其僧数日之后，寻光到岩所，掘地深一丈余，得三瓶佛舍利。青琉璃瓶里有七粒舍利；白琉璃瓶中有五粒舍利；金瓶之中有三粒舍利，擎来安置佛殿中供养。
此外，在唐代考古发掘和出土的佛教文物中，琉璃文物的数量相较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较多，且琉璃色彩丰富、形状多样。如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出土“琉璃器达20件”之多[28]，其中就包括“黄色琉璃瓶”[29,p213]和“蓝色琉璃瓶”[29,p220]。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出了“圆形鼓腹的琉璃瓶”[30]。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中发掘出土了“琉璃瓶一件”，且瓶内装有舍利一十四粒[31]。陕西西安慈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绿色琉璃瓶一件，琉璃瓶内装有舍利。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3件琉璃瓶[33]。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天宫和塔基地宫出土琉璃瓶2件。江西永新塔基地宫出土琉璃瓶1件。唐代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琉璃器，与开放的唐朝文明是密不可分的。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来自西域的琉璃器、金银器等大量进口到唐朝，又进一步丰富了唐朝佛教物质文明的内容及风格。
综上，充当唐代佛教舍利容器的琉璃瓶器的数量是很多的。佛教中出现大量的琉璃器，侧面反映了佛教并非完全是轻视物质或是否定物质的。其次，舍利在佛教中常常代表佛、佛法，用贵重的琉璃瓶器充当舍利容器，一方面能够体现供养者礼佛、敬佛的虔诚和无比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佛、佛法的崇高及广大无边。正如佛家信徒所说：“功德佛事须用壮观。”[24,p821]佛教正是通过丰足的物质供养来表达虔信佛教的重要性和对佛事的庄严。
三、琉璃所反映的佛教物质观
（一）佛教讲不滞着于物质，但并不完全摒弃物质
换者说，佛教讲“少欲知足”和“一切皆空”的“空观”思想，但是，它也注重“庄严具足”和“功德”的思想，强调物质在庄严佛、菩萨、净土世界等方面的作用。原因其实很简单，试想一种宗教如果想获得世人的尊敬和认可，如果只有纯粹的说教，而无菩萨、佛祖，舍利、七宝等实质性的神化象征，人们无从相信，也无从信仰。再者，当世人开始信仰佛教，佛教要通过一些实质性或口头上的回报，才能吸引更多的信徒。信徒通过实物布施，为自己或亲人修善积德；死后，能够上升到用宝石庄严的丰衣足食、富足安乐的净土世界，并且“功德”恩泽后代子孙。
（二）物质是精神表达的最有效的工具
佛教常常用琉璃的清净明澈比喻信徒修行时的心地无染，以及不受尘世垢染的明净、坚定的心灵。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八载：
善男子！如琉璃宝，于百千岁处不净中，不为臭秽之所染着，性本净故。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于百千劫住欲界中，不为欲界过患所染，犹如法界性清净故。
又《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八云：
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十心。心精发挥十用涉入。圆成一心名发心住。心中发明如净琉璃。内现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
而且，以琉璃喻身在佛教经典中随处可见。《广弘明集》中有“照琉璃之慧体”的记载，《传法正宗记》有“身如琉璃者，汝所清净也”的说法，《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中也多次提到“身心内明圆洞世界，遍成虚净犹如琉璃”。据此可以看出，物质对修行不但没有产生阻碍，反而成为表达佛教理念、精神和情感的最富有变现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