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又称
玻璃，文献中最早见于西汉桓宽《盐铁论》，文中将
琉璃与
璧玉、
珊瑚并称为国宝。又因《后汉书》中的《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域传》中曾经提及，因而常被认为属于外国输入的珍宝之一。事实上，中国自产的琉璃属于铅钡玻璃系统，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铅钡玻璃易碎，加上中国并未发展出“退热”的程序，所以不宜做为食器；而这正是从西方传来的钠钙玻璃被珍视的原因。早在西周时期陕西宝鸡 弓鱼（yu）国墓地出土的
大量琉璃管珠中，就因成分、外貌特征与国外不同而能确定是中国自制产品。最迟至战国时期，中国就已发展出很好的铸造（或压制，以人工技术制成固定形状）玻璃技术，例如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中的“越王勾践剑”，在剑格两面凹槽部份中分别镶嵌着多块绿松石和玻璃。出土时，
绿松石完好无缺，玻璃仅余两块。这两块玻璃都是浅蓝色、半透明状，内部有较大的椭圆形气孔；中国古代玻璃专家后德俊先生认为，这两块玻璃属于中国自产自制。
战国晚期所出土的琉璃以湖南省最多。据湖南省博物馆前馆长傅举有先生于2010年的统计，战国至秦汉时期湖南所出土的琉璃璧共有201件，占全国233件的87%；其中出土于长沙楚墓的就有97件，几乎占全国出土的半数，显示出当时湖南的琉璃制作工艺已非常发达。“璧”为圆圜形平板器物，《说文·玉部》提到：“璧，瑞玉，圜也”，主要用于各种礼仪场所，目前出土的实物中，可见玉质、石质、琉璃质等。一般琉璃璧的制作是将石英砂、方铅矿、重晶石、硝石等原料混合加热至摄氏1050度，使其熔化之后再倒入已制好的泥模或陶模中，最后趁液态玻璃尚未凝固前压制成形。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璧形制与当时的玉璧十分相似，依照傅举有先生的分类，有谷纹、芽谷纹、齿纹谷纹复合纹、蒲纹、方格纹等五类，其中出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是以小乳丁纹为主的谷纹璧。这些玉璧色彩丰富，其中碧绿色、乳白色者与玉器的色泽十分相似，但大多数的琉璃璧都只有一面有纹饰，另一面则素面无纹，且边缘粗糙尖利，似专为丧葬所用。
湖南出土琉璃璧的墓葬均为士级与庶民阶级，不见于高级贵族墓葬中，且墓主男女兼有，使用十分普遍，这显示当时玻璃璧的价值并不高。这些琉璃璧大多置于死者头部和足部，部分出土时仍呈现侧立情形，可见原来可能镶嵌于棺档上。有鉴于满城汉墓、南越王墓中的玉璧曾出于整件玉衣头顶部分，许多汉代镶玉棺、漆棺的两档也镶或绘有玉璧，可见这些琉璃璧的作用与玉璧相当，一样具有保护尸身、引魂升天的作用。至于湖南出土的琉璃璧数量特别多的原因，傅举有先生认为可能有：1.湖南不产玉，但在礼制上却有使用的需要，因此以琉璃代替；2.湖南有丰富的玻璃原料。此外我们也察觉到其中的等级差异：高级贵族用玉，而士、庶民则以类玉的琉璃代之。
西汉以后，广西出土的琉璃器数量增加，似乎形成了另一个玻璃产地。广西的玻璃成分与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西方的钠钙玻璃均不同，以K20-SiO2（氧化钾—二氧化硅）为主，器型则有珠、耳珰、璧、碗、杯、料饰等。另一方面，平板玻璃的发展也持续进步，透光度、透明度均更上一层楼。1983年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数十枚蓝色的平板玻璃，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史美光先生认为，这种玻璃在当时是可以作为玻璃窗的采光玻璃来使用的。这正符合了文献中“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云母屏风、琉璃屏风”等的记载。
从上可知，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平板琉璃，到了汉代已十分常见。战国时期的湖南地区是琉璃的主要产地，此时的琉璃不论是在色泽与使用上均仍处于“仿玉”的阶段，在楚地大多为下级贵族与平民百姓于丧葬中使用。到了西汉以后，由于制作工艺已能依照需求控制成品的透光度，铸模、抛光技术上也已达到极高的标准，因此琉璃也能成为窗扉、屏风的材料了。这也说明了西汉中、晚期以后出现的片状平板琉璃葬具，在制作上并无高贵、难得的理由。